大城市几乎没人出现在大街上，几乎没人在外面，大家都呆在家里。
——漫游者的日记
3月10日
下午走进柏林中心区伯爵山街的艾迪卡超市买东西：除了一包绿色的菠菜意大利面，整个得科牌意大利面货架都空了，但是在过道的拐角处仍然有不少巴里拉牌通心粉和普通的意大利面，今天甚至还打折。
照常，此时此刻也不会有太多人。收银台前排在我面前的女人在传送带上放了四包面粉和一些干酵母。
这个超市很早以前是东柏林的一家百货商店，也许不久，说不定在4月就会被关闭并拆除。一位收银员告诉过我，要在这个平房的位置上，建一栋居民楼。
今天，她扫描着我买的东西，显得格外友好。今天，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格外友好。好像每个人都有默契：如果我们必将面临死亡—当然我们会有那么一天—之前我们可以彼此友好相处。
因为接受过器官移植，免疫力受到影响，这几周我会比其他人风险更大。我明白，我早就明白了，我应该尽量减少我的社交活动。万一感染是很不利的，我应该待在家里。
总会有事做的，没问题，我可以清理储藏室，十年来头一回这么做。我发现了保质期到年的罐头食品，到年的玉米爆米花，到年的鹰嘴豆。如果我们得在这里饿死，我会想它们吗？
我还找到两个黑色的大音响喇叭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我15岁时买的，当时的人生目标，要拥有一套音响。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用来当凳子的。我把它放到地下室去。
我在家，在我的生命的储藏室里踱步，发现了一袋尿布，还有一些我抱婴儿时搭在肩膀上用的披巾。这个婴儿下个月就要二十岁了。
我想知道，是否有一天，还会有人对这些文件夹和我年的纳税申报表及附件材料感兴趣？毕竟，这里面还有我的第一本小说《我的夜蓝色长裤》的签约合同。
这个房间很大，它原来是一个走廊，在房间尽头，我还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父亲在母亲离世前不久买的CD播放器，飞利浦的，铝制的上开盖。我把它当厨房收音机用——瞧，它正常工作了。
3月11日
在卧室晒太阳，听鸟儿歌唱。
拿起电话-有新的数字吗？罗伯特·科赫疾控中心怎么说？约翰·霍普金斯怎么说？卫报怎么说？每日镜报怎么说？法兰克福汇报怎么说？今天有多少新增病人？有多少人死亡？
在柏林散步差不多快三十年了，伴随着这座城市的起伏，波动，盛衰。
最近的一些年，它只是在上升，一路飙升，尤其是房地产价格。我不是很久就算着要跌吗？我期待如此？期待廉价航空公司停飞？虽然我自己并不太愿意坐，也没坐几回。
我想现在，如果柏林所有民宿公寓都重又成为出租公寓，我会感到不高兴吗？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，不再有豪华游轮，难道我不感到高兴？
我梦想唐纳德·特朗普会被病毒击垮，乔·拜登和伯尼·桑德斯也如此。伊丽莎白·沃伦成为总统——但这也只是个梦。
我这样一个免疫力缺乏而且不再年轻了的男人想不被感染，此时我戴着手套。昨天送来了消毒剂包裹的快递员，今天正送来乳胶手套。
我现在出去时会用它。也许不会，也许根本就不出去。至此建立新的内在世界。我在房间里走路，转圈，溜达。我可以清理掉儿童房，女儿去年已经搬出去了，她的房间现在当洗衣、熨衣间。我很乐意熨衣服，而今可以花很多时间了。
之后我还是出去了，步行到逊豪斯大街上的日用品超市：这里有卫生纸，根本不会售罄，只是品种不齐全了。我买了四层的，有点奢侈——但谁知道呢，也许这是我买的最后一包。
卫生纸的追求表现出德国人的屁股特质，但就屁股卫生而言，德国算是一个相当不发达的国家。芬兰，土耳其和日本的厕所，可以向相关区域喷水，这都远胜一筹。
来自意大利的恐怖信息接踵而至。我原本这星期要在威尼斯度过的，此时看来，像是个笑话，尽管我上周才最终取消了邀请。
如果真要发明隔离城市，那儿难道不是最好的隔离地吗？
伊洛娜，威尼斯的一位钢琴老师，在她新近的居家隔离中给我写信说，她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。没有学生来了，音乐学校也关闭了。她说，她从阳台上拍摄城市，威尼斯如此空旷，仿佛所有人都已经死了。
意大利一如既往领先于我们。
傍晚，我看了一场在巴黎举行的无观众的、被称为幽灵赛的足球比赛，多特蒙德队在冠军联赛中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队，被淘汰了。可惜。我已经感觉到这场比赛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场比赛。
也许明天还有欧洲联赛，然后就要结束了。在转播中，也不再有足球赛的感觉了，球场没有观众，球员们是跳舞的魂，我听到他们的呼喊声在空荡荡的场上回荡。球被脚踢起时的声音很响。
然后有消息传来，尤文图斯有球员被感染了。
3月12日之一
我要去倒垃圾，整理出那么多东西。
在走廊上，遇到了弗兰克。
他在前排屋有家商店，出售二手的运动鞋和训练夹克。一家杂货店，偶尔关上橱窗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会贴扁鼻子的。商店的一面橱窗装饰着《星球大战》的纪念品和收藏品。弗兰克说，伯格海恩俱乐部现在要关张一个月，他和伯格海恩总经理是朋友，他刚刚告诉他的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伯格海恩有四百名员工。
“那么他们现在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弗兰克对此也没有答案。“如果孩子们不再来，如果Easyjet不再着陆，我也很快会有问题的。”弗兰克有20名员工，今年他的旗舰店保利精品要20周年店庆。还要出版一本书。
在卡斯塔尼亚大道我遇到了托马斯，我们用脚和肘部打招呼。他通常每个月会有一星期去波恩的市场调研公司。其余三周，他在柏林经营。他正要去理发店。
“你还去理发？”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“你和理发师距离不会太近吗？”
“就再剪一次吧，很快我们大家头发都会太长，顶着长长的发型走来走去。”
他说着，他的知识源源不断，—上一次大瘟疫，即/19年的西班牙流感，传播极广，到处肆虐。所以，这种疾病才让手帕的使用推广到各个层面。他说：“看看吧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次握手。”
“或者亲吻你的脸。”
他建议一起搬去花园。他的郊区财产森林小屋，棚子是用石棉板建造的。“在那儿我们可以聚十个人，五个女人，五个男人，我们可以讲十天的故事。”
我说：“是的，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熟悉。”“可是，谢谢，最好还是不要。死在柏林也比活在勃兰登堡要好。”
艾迪卡超市消息更新：得科牌架子已经装满，我随手带了三包扁面条。巴里拉牌的架子现在是空的。很空，除了非常昂贵的佩拉蒂外，罐装西红柿也卖完了。
3月12日之二
沿着与伯瑙尔大街平行的帕斯腾路步行去火车总站。然后，我很勇敢或许是很轻率地，乘上了电车。我要迟到了，尽管我一整天什么也没做。
不，我不是想离开，我不是想离开这城市。我只是想接女儿。她放假了。而且她和我都认为南德大学里的课程不会很快恢复的。
在柏林墙遗址公交站，站着一群学生，几乎所有学生都戴着帽子，背着包，盯着手机。旁边的彩色出租自行车倒着，—如出租自行车多米诺骨牌。对面连翘花盛开。
在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的魔鬼建筑火车总站前面，我看到数百人中只有一个戴着口罩的人。因为没有？还是因为德国人仍然相信他们都不会有事？
拉杆箱的芭蕾如常，来回忙碌，我想起土耳其，本周首次有了确诊感染。土耳其电视台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，关于土耳其人是否因其基因而不能幸免于Covid-19……如果不是那么悲催，真是很有趣的。
许多旅行者没有戴口罩，而是戴着厚重的耳罩-哦，不，是耳机，甚至是降噪耳机。耳机可能已经坏了，因此听不到新的灾情报告和警告。
女儿和我，她也没有带口罩，从车站大楼走出来，步行回家，我拉着她的手提箱。途中，离火车站不远的日用品店里很少人，架子上却已经装满，我们买了小扁豆、大米和椰奶。还有巧克力。
3月13日
我的中文翻译叶从上海发信息给我，还发来了她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视频，他们高中了，正通过网络摄像头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在客厅里上体育课，他们现在已经在家快四个星期了。
另一个中国朋友告诫我只能戴口罩离开家，或最好不要出去。她写道：“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控制这种疾病。”她本人刚刚隔离了14天，因为她从家乡回到了上海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在隔离的旅馆里用新的教学软件网络教学。
三周前，我读她们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