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圣的哲学智慧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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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绩平平，却为兵圣
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期兵家代表人物，约与孔子同时。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造就了兵家思想的兴盛和地位的隆重。
孙武因伍员（子胥）推荐，见到吴王阖闾（《吴越春秋》）。据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，孙武“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”，““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”，辅佐吴王阖闾“西破强楚”，“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”，“孙子与有力焉”。
今本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。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本《孙子兵法》在十三篇之外还有《吴问》、《四变》《黄帝伐赤帝》《地形二》《见吴王》五篇。
传世本最好的注本为《孙子十一家注》（又名《十一家注孙子》或《孙子集注》)，宋代吉天保辑成。
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华文明天空中的的一个巨星，孙武也因之被誉为“兵圣”。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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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见知几：五事七计
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预就是预见,预测。毛主席说：“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,如果没有预见,叫不叫领导呢?我说不叫领导”。预见这种品质能使人抓住本质，看清趋势，透视未来。
知几，源自：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：“知几其神乎。……几者，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”“至人尚知几。”（唐吴筠《览古》）
《孙子兵法》把战争置于自然和社会的大环境下予以讨论，从战争的角度论述了天道、人道等一般性问题，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。
孙武认为，战争是国家大事，关系到生死存亡，因此，必须把握战争的规律，了解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主客观条件。他说：
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（《孙子兵法·计》）
孙子说：战争，是国家的大事，关系到军民的生死，国家的存亡，是不可不仔细研究的。
故经之以五：经，纵线。古人看到：“织以经为主，而后纬加之。”所以把主要的东西，都看作经。这里也有纲领、大纲的意思。五，后来注者都称之为“五事”，指下文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，这五项都属于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。“经之以五”直译即：以五方面的情况为经。
校之以计：校，通“较”，比较；计，计算。“校之以计”直译即：把情况的估计作比较。所谓“计”，即下文所说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”等七计，这七个问题是上文“五事”的引伸。即敌对双方在这些方面优劣条件的比较。因为在战争前敌我优劣条件不可能有准确的计算，所以用今天的话，把“计”译成估计。
经、校、索，经是主体，以五事为经，经之以五；校之以计，这个校是比较；以索其情，这个索是探索。有了纲领，有了比较，有了探索，战略预测就指日可待了。
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：曲制、官道、主用，据曹注：“曲制者，部曲、旌旗、金鼓之制也。官者，百官之分也。道者，粮路也。主者，主军费用也。”这里讲的是这些制度，规定得适宜不适宜，执行得严格不严格。
﹝译文〕所以，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，比较敌我双方谁的计算准确，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。一是政治，二是天时，三是地利，四是将帅，五是法制。“政治”，就是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相一致，这样，他们就可以为君主死，为君主生，而不畏惧危难。“天时”，指昼夜阴晴、寒冬酷暑、季节时令。“地利”，指远途近路、险阻平地、地域宽狭、死地生地(参看《孙子兵法·九地篇》)。“将帅”，指将帅的智谋、诚信、仁慈、勇略、严明。“法制”，指军队的组织编制、将吏的管理、军需的掌管。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，将帅都不能不知道。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胜利，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就不能胜利。所以要通过双方情况的比较来探索战争的情势。就是说，哪一方面的君主政治开明？哪一方的将帅更有才能？哪一方的天时地理有利？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？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？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？哪一方的赏罚严明？我根据这些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。（吴如嵩著,孙子兵法新说,解放军出版社,.）
孙武提出了军事上最重要的五个方面：道——战争的正义性，人心的向背，百姓民众支持与否，将士是否与君上同心并有牺牲精神。天——自然气候条件，昼夜、晴雨、寒热、四时的变化。地——自然地理条件，路程、地形、地势、地貌，等等。将——将帅及其指挥才能，智慧谋略，信义、慈爱、果敢、严明等品质。法——组织编制、管理、职责、军需供应等规章制度和军纪。只有真正把握并具备这五方面的条件，才算是奠定了打胜仗的基础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、比较以下七个因素，才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：主上是否贤明，将帅是否有才，是否占有天时地利，纪律是否严明、法令能否贯彻，军队实力（兵众）强否，士卒训练如何，赏罚是否分明等。
孙武认为，善用兵的取胜之道，首先是审慎分析客观条件，包括兵力的众寡强弱，立足于容易胜利的条件下战胜敌人，作十分周密、万无一失的部署，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放过使敌失败的机会。胜利的军队，总是充分利用并准备了胜利的各方面条件，然后再求战的。
0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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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知胜之道”与“用兵之法”
孙武提出了“知胜之道”、“安国全军之道”。他指出：
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(《谋攻》）
﹝译文〕有五种情况可以预见到胜利：凡是能看清情况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，就能胜利；懂得多兵的用法也懂得少兵的用法的，就能胜利；官兵有共同欲望的，就能胜利；自己有准备以对付疏忽懈怠的敌人的，就能胜利；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以控制的，就能胜利。这五条，是预见胜利的方法。（郭化若撰.孙子兵法译注.上海古籍出版社,.）
有判断能力，能判明敌我情况，知道能打胜就打，不能打胜就不打的可以胜；懂得指挥小部队，也懂得指挥大兵团的可以胜；国中军中上下利益一致的可以胜；随时备战，以有准备的军队等待无准备的军队的可以胜；将有指挥才能，国君不强加干预的可以胜。对于战争，明智的君主和优秀的将帅必须慎而又慎，不是十分有利，没有胜利的把握，不用兵；不是迫不得已，不作战。对于战争，国君和将帅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一定要对国家有利才行动，对国家不利就停止。国亡了不能复存，人死了不能复生。因此，对于战争一定要持负责、审慎、警惕的态度，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根本。
从上可知，孙武善于从战略上、全局上思考战争问题，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与各种因素。在战术上，他认为要克敌制胜，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兵力众寡强弱的不同，采取不同的方针。
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(《谋攻》）
我方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，甚至十倍于敌才可以包围敌人，五倍于敌才可以进攻敌人。我方兵力只多于敌方一倍，应设法使敌人兵力再分散一些。敌我兵力相当，不期遭遇，则应果断、勇猛地打击敌之薄弱部。我兵力少于敌方，则应迅速避开。敌强我弱，则避免决战。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走。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坚守，就会被强敌所虏。
《孙子兵法》把这些灵活的战略战术都上升到“道”与“法”的高度。他强调“知己知彼”，即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，是用兵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法则。
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已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(《谋攻》）
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：殆，危险。“知彼知已”，指了解敌人各方面情况也了解自己的强处和缺点的，了解了敌情也了解了本军情况，有把握才打，没有把握就不打，所以说“百战不殆”，即每次作战都没有危险。
﹝译文〕了解敌人，了解自己，百战都不会有危险；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，胜败的可能各半；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，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。
孙武指出用兵之道的奇妙、灵活、辩证性，把战争看做是不停的运动变化过程。因此，《孙子兵法》所说的“道”，包含着战争本身是运动变化的过程，包含着这一运动过程的辩证法。
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(《计》)
﹝译文〕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。所以，能打，装作不能打；要打，装做不要打。要向近处，装作要向远处；要向远处，装作要向近处。给敌人以小利，去引诱它；迫使敌人混乱，然后攻取它(或译：敌人贪利，就用小利引诱它；敌人已经混乱，就要乘机攻取它)。敌人力量充实，就要防备它；敌人兵力优势，就要避免决战。激怒敌人，却屈挠它(或译：敌人激怒，要屈挠它)；卑辞示弱，使敌人骄傲。敌人休整得好，要设法疲劳它；敌人内部和睦，要设法离间它。攻击敌人无备的地方，出乎敌人意外的行动。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，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，临机应变，不能事先规定的。
“兵者，诡道也”：诡，奇异，诡谲，诡计多端；与道德上的诡诈不同，但也确有欺骗敌人的意思在内。意思是说：用兵，是一种奇诡的行动。
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”四句话通常被称之为“示形”，含有佯动的意思。后来，这些作法被概括为“声东击西”。总之是用佯动迷惑敌人，以隐蔽我之战略意图。
“利而诱之”：意思是说：给敌人以小利，去引诱它；迫使敌人混乱，然后攻取它。解释作敌贪利则用利以诱之，这自然也说得通，不过没有什么敌人是不贪利的。李牧守云中，坚壁清野三年不出战，匈奴无所获。牧忽派数千人马出塞又大放牛羊，匈奴得利，倾巢来犯，牧出主力，大败之。这可说是古代“利而诱之”的一个典型范例。
“乱而取之”，敌既乱自然应乘其乱而取之。但能使敌乱，而举兵取之，亦通。
“怒而挠之”：这里怒可能有两种情况，一是敌自己因某种原因而愤怒；二是我激之使怒。无论自怒或被激怒，都一样急于求战，而我却避而不战，使其怒，被挠(即屈而不能伸，或弯曲而不能发挥力量)而沮丧。
“卑而骄之”：“卑”如指敌情，则有真伪之分，如宋被久围，使烛之武向楚师求退三十里而盟，是真卑也。这种情况则如何再使之骄？如系佯示卑辞厚礼，准备突然袭击，则似宜故示不备而实备之，诱之来袭而伏兵待之。“卑”还可解释为我以卑辞厚礼以骄敌，而乘其无备奇袭之。
“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”：“佚”和“亲”只能指敌情，而绝无我使之“佚”或促之“亲”之理。但我都应使佚之敌被不断袭扰而劳，使亲之敌被利害关系而离。
利、乱、实、强、怒、卑、佚、亲，有人认为都是指敌人，八个短句中诱之、取之、备之、避之、挠之、骄之、劳之、离之，则都是说我军应取的行动方针。另一种解释，则把利、乱、怒、卑作为自己的主动行动以造成敌之弱点，这四字下的“而”字则成为顺连接词，也通，而且更积极些。利、乱、怒、卑可释为指敌情而言，也可释为由我之能动促成，似较活些。
用兵是神奇的行动，必须善于伪装、欺骗、麻痹敌人，声东击西，诱敌骄敌，以逸待劳，随机应变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他主张避实就虚，奇正相生。
《孙子兵法》强调“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”，指出：“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”(《虚实》）
﹝译文〕作战方式有点像水，水运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下奔流，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，水因地形而制约它奔流的方向，作战则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。所以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，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。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，就叫做用兵如神。
战争中的机动性很强，必须随时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，因敌制胜。作战要善于避开敌人的精锐坚实部分，避开敌人的锋芒，巧妙地迫使或诱使敌人分散兵力，造成他们的弱点，我方则集中兵力，乘虚而攻之。
“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”(《虚实》）
﹝译文〕进军向敌人不及急救的地方，急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。行军千里而不劳顿的，是因为走的是没有敌人守备的地区。进攻必然会得手，是因为进攻的是敌人没有防守[或不易防守]的地点；防御必然能稳固，是因为扼守的是敌人所不进攻[或攻不下]的地方。所以善于进攻的，敌人不知道怎么防守；善于防御的，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攻。
这和《管子》的“攻坚则瑕者坚，乘瑕则坚者瑕。”都是讲的避实击虚。《计篇》说过“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”，这里的《虚实篇》又说“攻其所不守”。
孙武主张在进退、攻守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方式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所不守，突然袭击敌方弱点；同时又巩固所守，守住的是敌方所不攻或无力攻下的地方。我进攻时，敌防御不住，我退却时，敌始料不及。此外还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，破坏敌人的防御，或迷惑、干扰敌方的进军路线，使之不能进攻我方。他说：
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（《势》）
“以正合”即使用次要行动在正面箝制敌人，“以奇胜”即集中主力从敌侧后寻其弱点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。曹操注说：“正者当敌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。”这里先提出奇正，而中心思想是在用各种比方来说明要出奇制胜，而出奇则每次都要有变化。
这就是说，敌情千变万化，战术也应千变万化。在千变万化中，主要是正奇交变。“正”是正面对阵的常规战术，“奇”是旁出奇袭的灵活战术。“正”是常规常道，“奇”是非常规非常道。孙武指出，“奇正相生，如环之无端”，正奇之间相互转变，不可胜穷。
0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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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事辩证法的光辉
《孙子兵法》闪烁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，对于战争中的己彼、主客、虚实、奇正、利害、进退、攻守、勇怯、治乱、安动、久速、迂直、劳逸、众寡、强弱、胜败等一系列矛盾运动都有精到的动态分析。
孙武以全面的、联系的观点看待战争，特别是考虑到政治、外交、财政、粮秣、物资、运输、道路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君主贤明与否、将帅才能素质、士兵训练情况和士气，等等，因此能明察战争之胜负。
《孙子兵法》又特别突出地分析了战争中各种矛盾运动的变化，反对墨守成规，主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。同时，孙子在批评军事指挥员轻率、冒进、随意、主观等病症时，又强调了将帅的主观能动性，特别是他们的计谋策划和战争经验，认为将帅必须多谋善断，制造假象，陷敌方于错误，才能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。
总之，《孙子兵法》从多方面探讨了军事规律，尤其以整体、综合和动态变化的方式把握战争全局，显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谋略权变，充满了辩证的智慧。
群书治要·孙子兵法（一）“用兵之法”以“全”“胜”“为上”